編按：位於香港的「
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AMRC），固定發行有以英文出版的季刊 Asian Labour Update ，每期都有一個專題，來報導評論亞洲勞工及工運的現狀。2010 年夏季號（75 期）的專題為「亞洲勞工的國際串連經驗」（International Solidarity），因近年來勝華、洋華、富士康等高科技業的勞資爭議案，再次帶動台灣工運圈進行國際串連的嘗試，因此這一期的專題文章或可提供我們更多借鏡。
此期的英文全文可見此鍵結（PDF格式）。本篇本來並非列為專題文章，但因內容論及國際串連，因此與專題文章一併翻譯出來。本文由黃小妖及南瓜派翻譯。
在這次訪談中，韓國「勞動安全保健研究所」（Korean Institute of Labor Safety and Health）的Kong Jeong-Ok博士，陳述了關於「半導體勞動者健康與人權守護聯盟」（SHARPs: Supporters for Health And Right of People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以下稱為SHARPs）創立之過程與挑戰，與其對於國際串連在電子產業職業安全衛生議題、以及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之損害上的願景。
問：在亞洲你逐漸被視為是SHARPs這個由電子產業受害者及其支持者所組成的團體之代言者。可不可以請你更詳細地描述SHARPs和它成立的原因？
答：黃于宓（Hwang Yu-mi），一位在三星半導體工廠工作的年輕女工，其死因促成了SHARPs的成立。她在高中畢業前夕即進入工廠的無塵室工作。但在短短兩年後，她就得了白血病，並於2007年3月6日病逝，年僅22歲。
就在她與病魔搏鬥的當下，幾個三星的員工登門拜訪，以她的病症與公司無關的前提之下承諾她的父親黃尚吉（Hwang Sang-gi），表示公司願意基於同情補貼醫療支出，以此換取于宓的辭職。
之後黃先生發現一些同事也有與于宓相同的病症，引發了對是否因工作而導致血癌的質疑。對此行為，三星嗤之以鼻地表示：「你哪裡來的膽子敢與我們這樣的大公司對抗？」並且收回了曾承諾給予于宓的醫療補助。
三星態度的轉變讓黃先生發現他被欺騙了，據此，他開始尋找一些有能力共同對抗「大鯨魚」的夥伴。而他的努力就這樣號召並聚集了行動派人士，最後於2007年11月20日組織了「三星半導體之血癌調查及勞工促進權益聯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Leukemia and the Achievement of Labor Rights at Samsung Semiconductor）。爾後，這個聯合委員會更名為SHARPs，將抗爭範疇擴增至整體半導體以及電子產業。
照片說明：Kong Jeong-Ok博士手持反對三星的看板，爲血癌受害者訴求正義，2010年5月1日。
照片來源：SHARPs
問：SHARPs包括哪些組織?
答：SHARPs裡涵括超過20個組織：勞工運動團體諸如「民主勞總」（KCTU）在京畿道的支部、「三星解雇員工復職行動委員會」（Action Committee for Reinstatement of Laid-off Samsung Workers）；人權團體如「茶山人權中心」（Dasan Human Rights Center）；勞工安全衛生運動團體如「健全勞工世界團結連線」（Solidarity for Healthy Labor World）、「職業災害受害人協會」（Association of Victims of Occupational Injuries）和勞動安全保健研究所；以及政治運動團體如「社會黨」（Socialist Party）、「進步新黨」（New Progressive Party）和「社會主義工人黨籌備委員會」（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地方分支。
問：你參與抗爭是為了勞工權益或勞工安全衛生權益？
答：若沒有基本勞工權益如組織的權利，勞工安全衛生權益的實踐是可能的嗎？不可能。勞工安全衛生權益和其他勞工權益有什麼區別嗎？沒有區別。唯有當勞工能依自身需求、擁有掌控其工作流程及工作場所的權力時，勞工安全衛生權益才有可能被實踐。
串連出擁有超過20個組織的聯盟，僅肇因於一名工人之死，這並不是稀鬆平常的事，特別是在一間沒有工會的公司。致使這件事成為可能的是一種共識──抗爭並不是針對單一員工的賠償，而是為了追求全體三星公司員工的權益，而三星對於行動者在組織工會上的壓迫又是如此地惡名昭彰。再者，此事對於三星以外的其他無工會的工人有拋磚引玉的作用。
此外，韓國的勞工安全衛生體系就勞工權益方面來說是十分匱乏的。參與常態預防性活動的權利在韓國的勞工安全衛生條例中是非常受限的，而且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針對雇主方面的最低管制亦已調降。儘管有全國性的勞工補償體系，獲得適當診療及復健的權益卻受到極度壓制，這在職業疾病的案例上更為顯著。以2009年來說，獲得補償之職業癌症的案例總數，全國僅有四個，因為多數癌症受害者無法針對其病症提出所謂「職業關聯性」的證明。我們必須改變這個對資方友善的政府、法規和體制，以鞏固勞工權益。這意味著我們的抗爭無法避免政治化。
在此共識下，SHARPs在一開始時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三個目標。首先，為受害者爭取勞工補償並揭發真相；縱然確定病源對預防其他勞工在未來不受傷害是必須的，但這在取得補償金的過程中絕非必須。在韓國，除非政府證明疾病和工作無關，否則補償金需以社會保障的形式發放給受傷的勞工。此外，對工作場所的調查以顯現病源和受影響工人之數量，以及制定基於「防範原則」的規章來管制企業，皆為政府的責任。
第二個SHARPs訂定的目標為實現三星勞工權益；所有正當的勞工權益在三星都「石沉大海」。三星勞工無權過問關於工作場所的危害物質，並組織工會。我們相信工人應能以組織的方式實現自身權益，並經由團結取得權利。
第三是揭露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之黑暗面；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較，韓國對於工作場所和環境的規範十分薄弱。產業的顯著成長立基於勞工權益與生命的犧牲。人們需要了解這個全球化的真實特性。
問：你是否相信國際串連在對三星公司的抗爭中是舉足輕重的？何故？
答：在我們的抗爭中，國際串連是不可或缺且重要的。因為即便三星統轄者李健熙為韓國人，但世界各國皆有三星的勞工。電子工業是三星最重要的商業領域之一，此部門雇用總數約164,600位員工，其遍佈在位於61個國家的179個辦公室。它的製造工廠分布於中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匈牙利、斯洛伐克、巴西、墨西哥和美國。在各工廠之間除具有合作性外，亦兼具競爭性，此現象並非三星特有，亦為存於其他具不同部門之公司的普遍特性。各大公司不僅在增進生產效率方面藉由這種網絡關係獲益，亦可抑制勞工抗爭，打壓其爭取自身權益的努力。為了對抗這種獲利的網絡而爭取勞動權益，我們必須建立勞工自己的團結網絡。
照片說明：國際行動者出席「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AMRC）在香港召開的會議，探討關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影響，並針對三星殺害其勞工卻被某些非政府組織的計畫稱許而表示譴責。（參閱
〈企業社會責任是否能作為國際串連的媒介？〉之欄二）
問：「國際串連」對你的意義為何？你對國際支持者的期許又為何？在過去的經驗中，國際串連的成績與面臨之課題包括哪些？
答：從美國IBM、蘇格蘭國家半導體（National Semiconductor）和台灣RCA的勞工那裡，SHARPs學習到他們都面臨與韓國三星勞工相同的問題。這代表了我們有機會爲勞工成立一個國際團結網絡。但我們的經驗是如此的受限，因此必須經過學習、討論並通盤地嘗試新的事物。
今年三月的「半導體勞動者職業致死紀念週」是我們的第一次試煉。從香港、台灣到美國，SHARPs邀請了針對電子公司進行抗爭的行動者和勞工。紀念週其中一個焦點為「直接」參與和溝通。儘管與會者範圍和人數都不多，但在五天的活動中，全部人都能夠直接地參與所有的活動內容，並互相進行溝通。對許多韓國參與者來說，這是第一次面對面的國際串連實踐經驗。他們體認到國際串連並不是一個必須倚賴某位特殊人士的艱難事務。
即使我在國際串連方面仍是個新人，但我仍感受到國際串連於基層層次如何進行溝通和組織所面臨的挑戰。那代表了我們必須尋求如何創造本於直接行動的團結，及如何基於勞工和民眾的需求而在組織方面產生貢獻，並透過國際串連來進行抗爭。
為達成上述目的，我認為韓國現下最緊急的事務，是克服對於特定組織者或相關人員的依賴。對賦予勞工權利來說，直接地溝通和參與皆非易事但為必須，這不僅是針對國際串連而言，亦包括各個領域的改革運動。其中難處之一在於歷史和社會環境的不同。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要產生同理心是不可能的。如同「北方世界」的消費者無法輕易地理解亞洲勞工的需求一般。遑論在亞洲，每個國家擁有各自不同的歷史與文化。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除去前述障礙，但我相信我們能以持續不斷地嘗試來克服問題。這樣的開端並不難。讓我們基於內在或外在於我們的不利情勢，從討論開始，考量該做什麼、在何處、與那些人一起等等。並且勇於反覆嘗試錯誤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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